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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列宁的工作作风是：俄国人的革命胆略；美国人的求实精神”求实？还是求是？这是一个问题求实求是的上策、中策和下策我们用辩证法来分析，1）“实”的反面，是“虚”，2）“是”的反面，是“非”，我们通常认为，“实”的东西、“是”的东西是应该追求的，“虚”的、“非”的东西是不应该追求的。

所以，结合辩证法，基于传统办法，1、上策——这个行动又是“实”、又是“是”，碰到这种情况，即是毫不犹豫的去做了；2、中策——这个行动是“实”、但是“非”，碰到这种情况，要有所考虑和迟疑；3、下策——这个行动既非“实”，也是“非”，碰到这种情况，就更需要分析和慎重。

“需要”是“是非”的转化条件，“需要”压倒“是非”我们用辩证法来分析，“实”和“虚”在一定的条件下发生转化，“是”和“非”也在一定的条件下发生转化比如，斯大林：我想起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俄国的形而上学者，他们 喋喋不休地向当时的辩证论者问到雨水对于收成有益还是有害，要求 “断然地”回答他们。

辩证论者当然不难证明，这样提出问题完全是不科学的对于这样的问题在不同的时间应该有不同的回答：雨水在天旱时是有益的，而在多雨时却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所以要求 “断然地”回答这样的问题，显然是愚蠢的这个答案证明了一次，“需要”是决定"是"和"非"、“利”和“害”的前提，需要即是“是”、即是“利”，不需要即是“非”、即是“害”，所以需要是“是”和“非”转化的条件，“需要”压倒了“是”和“非”。

比如，毛主席：我曾写过一些歌颂斯大林的文章，一共三篇：一篇是在延安庆祝他六十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的祝词，第三篇是他死后《真理报》要我写的我向来不愿祝贺人家，也不愿人家祝贺我但到莫斯科去祝寿，不歌颂他，还能骂他不成?他死后，苏联需要我们的支持，而我们也要支持苏联，就写了那篇歌功颂德的文章。

这不是对斯大林个人的，而是对苏联党的延安的那篇文章，我抛掉了个人感情，把他当做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那篇文章还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不是出于内心意愿，而是出于需要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矛盾的，感情上不愿写，但理智上不这样不行。

这个答案证明了一次，“需要”是压倒“是非”和“利害”的“需要”对应着“可能性”，“可能性”是诞生“是非”、“利害”的，可能性是“是非”、“利害”的基础综上，“需要”是“是非”、“利害”的转化条件，“需要”压倒“是非”、“利害”。

同样，也决定了是“求实”、还是“求虚”因为需要的下一步就是现实，“需要”+"可能"=现实实际周总理：列宁所说的为着积蓄力量保存干部甚至可以不作声息这就是为了保存干部的需要，而放下对“是”和“非”的争论所以，当“求实”更接近需要的时候，就是“求实”；当“求是”更接近“需要”的时候，就是“求是”。

所以，“求实”和“求是”概念的衡量标尺是“需要”，由上面两个例子，可以看出，这是毛主席和斯大林这样程度杰出的人的选择所以，反过来，看对方是“求实”还是“求是”，就可以反推对方的需要是什么，从明确对方的“需要”，就又可以预测对方会继续做什么，因为，任何一种“需要”往往需要三个维度或方向的支撑的、每一维度或方向的支撑量必须是足够的，这是杰出人物抓住方向变得更加杰出的一个办法。

比如，看到美国人对我国政府称呼的改变、对蒋介石称呼的改变——这种求是，毛主席得出了美国人要改善与我们关系的需要，于是，1）安排人研究中美苏关系——在这两份报告里，提出：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在目前美、苏两国都急于打“中国牌”的情况下，中国处于战略主动地位。

2）双重确定后，毛主席做出了重大的战略决定：尝试同美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共同应对对于中国来说更危险的敌人——苏联通过对是和非的改变，来求得实比如，毛主席：为什么从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以后，一切国民党的公开文件一律将“共匪”改成了“共党”呢?。

这就是对是和非的关注，可见，对这种对是和非的关注，是“求实”的前奏毛主席：这样，就嗅不到政治气候，鼻子很迟钝，害政治感冒鼻子塞了，什么时候有什么气候，闻不到对是和非的关注，就识别和得出了政治气候，奠定了求同、求实的可能性。

求同能力，是一个政治家的基本要求，是国际竞争中生存的前提，这种求同来源于对是和非的观察，求是也是为了求实，求实才能生存和发展而在这种气候中，又需要一定的原则性定力，才能使自身驭浪前行，所以，又要注意一定的原则性——这些原则性意味着更大的“实”。

“求是”的优先级通常低于“求实”有些远期的“需要”，需要“求是”，但是近期的“需要”，往往需要“求实”，所以，“求是”的优先级通常低于“求实”比如，毛主席：“七次大会的时候，我们说服了那些同志，选举了王明、李立三。

那末，七大以后这十一年来，我们有什么损失没有？毫无损失，并没有因为选举了王明、李立三，我们的革命就不胜利了，或者迟胜利几个月”王明等人明明造成了共同事业的巨大损失，这是巨大的“非”，但为了求得团结的“实”，就必须要选举他们。

并且这个“非”，也不丝毫影响胜利所以，没有“实”的支撑的“是”，是没有力量的；而有“实”支撑的“非”，虽非也要是比如，斯大林：“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胜利是巨大的“实”，有这个“实”的支撑，即使眼中有巨大的不是，仍然不能审判、而且是正确的。

比如，毛主席又讲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时，王明回国，进攻中央路线，“而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因为王明代表了共产国际，有共产国际这个“实”，所以虽“是”也要承认“非”——“我别的都承认” ，对实只能以实——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这些是会带来胜利这个“实”的、有“实”支撑，所以，可以坚持到底。

局部的“求是”，要服从全局全体的“求实”和“求是”每一个“是”，都对应一个“实”，局部的“求是”和“求实”，要服从全局全体的“求实”和“求是”比如，毛主席：“我在莫斯科和斯大林谈判中苏条约问题，中长铁路、合股公司、国境等问题时，我的态度是：第一，你提出，我不同意的要争；第二，如果你一定要坚持，我可以接受，但保留意见。

这是因为顾全社会主义利益”这就是局部的“求是”，要服从全局全体的“求实”和“求是”也就是说，每一种"是"，都对应一种“实”关键是看哪个“是”大呢？哪个“实”大呢？每一种“是”，也对应着一种“代价”，看这种“代价”的付出，是损伤了战略，还是有利于战略。

比如，苏联可以公开批评斯大林，我们公开批评就不那么好我们应该和苏联搞好关系也许过一些时候可能公开提出世界上的事总是这样，事实就是事实批评是为了“求是”，但这种“求是”损伤了关系，意味着“代价”的付出，要看这种“代价”的付出，是损伤了战略，还是有利于战略。

所以“是”和“非”有个坐标系，必须在战略全局的坐标系中，去测定“是”和“非”没有坐标系，“是”和“非”就缺少了分界线比如，毛主席：我们写过文章批评你们，为什么现在还要沉默呢?在批评斯大林以前，有些问题不能说得这样清楚。

过去我和波波维奇谈话时只是说：苏联不批评斯大林，我们就不好批评；苏联不与南斯拉夫恢复关系，我们也不好和你们建交现在就可以讲了，关于斯大林的四条错误，我就和苏联朋友讲过，和尤金"讲过，将来见到赫鲁晓夫时也要对他讲。

你们是同志，所以也和你们讲了，但是现在还不能登报，不能让帝国主义知道这就是依据关系的大小去定是非，因为战略是要依着关系走的全局的“求实”决定了局部的是和非比如，美国人口口声声的说不与中国脱钩、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是它做的却正好与之相反。

毛主席：敌人天天宣传这次日中“小冲突”是出于“偶然”，日本政府“不愿意把事件扩大”……完全具有烟幕作用的！它所以要散布这些烟幕弹，一方面是为向其他帝国主义掩饰它独占中国的既定计划，使得这种计划能畅行无阻；另一方面则是为动摇中国不坚定分子，使这些分子继续保留一丝苟安的幻想！

美国人的这个做法和九十年前日本侵华的这个做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种口是实非的做法，起到了烟幕弹的作用所以，总体上，是非的优先级要低于求实的优先级，因为求实更接近于近期的需要，而全局和战略的“需要”，又压倒了求是和求实，因为近期的“需要”要服从于全局战略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