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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译介与中外文学交流：中国当代作家访谈录》高方 编著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当代作家与世界的互动更加频繁，交流更加深入在文学共时性互动视域下关注中国当代文学海外译介、国际传播，不能忽视作家的创作主体意识和交流主体意识，毕飞宇、苏童、余华、池莉、韩少功、贾平凹、阎连科等作家就翻译的本质和使命，文学“走出去”的现状、困境与前景，原作与译作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访谈，这些访谈均被《中国文学译介与中外文学交流：中国当代作家访谈录》一书收录。

>>内文选读：莫言：关于文学与文学翻译

广告可御可甜 有颜有料 惩罚整蛊任你选 >>进入直播间与主播亲密互动×许钧：莫言先生，我想知道外国文学作品对您的成长与写作起到了哪些关键性的作用？莫言：我童年时，确实很爱读书，其实也不仅仅是我，我的那些小伙伴也都爱读书。

那时农村读物很少，一本书传来传去，像宝贝一样我们碰到什么读什么，没有选择我的班主任老师是个文学青年，他有很多书，知道我爱读书，就借给我看后来他还让我父亲做了几个木头盒子，钉在教室的墙壁上，起了个名字，叫“图书角”，然后把他自己的书和班里同学的书放进去，让同学们借阅。

那时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出去干活，挣来的一点钱，学校留一部分，分给各班一部分，名曰“班费”，我记得老师用“班费” 买回一批书，补充进“图书角”这样的童年读书经历，对我的影响很大当时我感到，多读一本书，就仿佛多了一分底气，是一种骄傲的资本，当我在劳动方面不如同伴们出色而受到批评和讥讽时，我心里就想：“我比你们读书多！”。

我比较多地读书，还是当兵之后先是在黄县，我的一个战友的未婚妻是县图书馆的管理员，这个战友每次进县城看未婚妻，都会带回好几本书，多数是外国名著，有高尔基的小说、莎士比亚的剧本等等这些书他都借给我读了后来我到一个单位当教员，兼任图书管理员。

这个单位的小图书馆里有几千本书，多数是技术方面的，文学类的书只有几百本，这几百本文学书我大概都翻看了再后来就是到解放军艺术学院读书后，读了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欧洲、美国的现代文学等我最早读到的外国文学，应该是苏俄文学。

苏联时期的战争文学，对我影响很大，因为那时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对战争文学很感兴趣法国文学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我比较喜欢气势磅礴、视野宽阔的那一类作家此外我还读过美国、德国、日本等国作品，（这些作品）都对我的写作有帮助。

对我这样不懂外语的作家来说，每一本被翻译成中文的外国小说，都是一扇观察外部世界的窗户从这样的窗户里，我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了解了不一样的人情，当然，我也看到了写作者不一样的风格，并从中猜想到了他们的个性。

许钧：我有两次机会听您和勒·克莱齐奥对话，发现您在讲话中多次提到蒲松龄的作品，也特别多地提到了苏俄作家就您整个创作而言，您是如何看待我与他者、故土与他乡的关系的呢？莫言：我曾写过一首打油诗，其中有两句：“问我师从哪一个？淄川爷爷蒲松龄。

”其实我读蒲松龄的书很晚，但一读就有强烈的心灵感应，我自认为能够读懂他的书，知道他真正想说的是什么，也似乎能够感受到他灵魂深处的痛苦蒲松龄是天才，也是时代和独特的乡土文化的“产物”我所生活的时代与他生活的时代自然不同，但乡土文化犹如地下流淌的暗河，从来没有断流过。

乡土文化对一个作家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想摆脱也很难其实，把作家分成两类是很勉强的，写乡土的作家，大都生活在城市，城市的文化，城市的生活，会影响到作家的写作，也就是说，即便像我这样的专写故乡的作家，笔下的故乡，其实也是天南地北的混合。

而像勒·克莱齐奥先生，小说视野非常辽阔，但也有他自己的出发点，或者说是立足点这个出发点就是他的童年——他童年生的记忆，从某种意义上说，童年就是故乡余华：尊重原著应该是翻译的底线

高方：余华先生，能不能请你谈一谈你的作品目前在国外译介和传播的情况？余华：目前来看，我的作品在不同的国家受到的欢迎程度也不一样，《活着》在美国、意大利、西班牙表现最好，法国和德国的读者最喜欢的是《兄弟》，日本也是《兄弟》的销售和评论最好，《许三观卖血记》在韩国很热。

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不是很了解，我没有得到充分的反馈越南可能都不错，因为他们的出版社在争抢我的书的版权；《兄弟》在挪威出版一年后出平装本，这个信号显示《兄弟》在挪威（的接受度）不错；《活着》被瑞典教育部和文化委员会列入推荐书目，向中学生推荐。

很多国家的译者说我的书在他们国家（的接受度）不错，可是我没有得到具体的数据，所以不好说高方：从总体上来说，目前文学还处在边缘化的地位，尤其在当今的读图时代，图像文化一步步挤压着印刷文化从能否请你谈谈，目前你的作品译介是否受到了这些新媒体的冲击和影响？作为对外传播的新方式，它们有没有促进作品在国外的推广和接受？同时，它们有没有带来一些消极的变化和阻碍？我们应该怎么应对这些挑战，并通过对文学作品的译介来反映中国文化的深层信息和特征？。

余华：确实如此，中国电影，尤其是张艺谋的早期电影曾经帮助中国的小说走进西方，但是近十年来情况变了，中国小说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已经超过中国电影这和审查制度有关，电影审查太严格了，很多导演拍不了自己想拍的电影，只能去拍一些迎合市场的电影，这些电影在中国的市场上获得了成功，却失去了电影应有的价值，也就失去了中国以外的观众。

中国电影玩大片是玩不过好莱坞的，只有拍出真正意义上的好电影，而不是胡编乱造的电影，才能重返世界电影舞台我曾经说过，现在进电影院看不到和我们有关的生活，看到的都是和我们无关的传说小说的审查相对宽松很多，所以中国的小说一如既往在努力，慢慢地在西方世界影响越来越大。

至于边缘化，我觉得对于文学，边缘化是它正确的位置，文学从来都不应该是中心，文学的力量是用耐力来表现的，它不是百米飞人大战，它是马拉松，当很多时髦的和轰动的消失之后，文学开始告诉我们它存在的理由至于新媒体的冲击，西方好像没有中国这么激烈，这可能和西方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有关，我的书在西方出版后，同时也有电子书销售，但是电子书的价格比纸质书没有便宜太多，这对电子书的销售是有影响的。

兰登书屋给了我一个账号，我可以上去查自己英文版小说的每周销售情况，纸质书的销售始终多于电子书也许将来纸质书会消失，但是文学不会消失，只要文学不会消失，我一点也不用担心不管是什么样的挑战，都会过去的，我们只要做到视而不见，写该写的作品，翻译该翻译的作品，那些挑战也就只好自娱自乐地从我们身边晃过去了。

毕飞宇：文学译介、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化“走出去”

广告美女秀场 真人直播 >>进入直播间与主播亲密互动×高方：毕飞宇先生，非常感谢你能腾出时间聊一聊有关中国当代文学译介的话题根据我们所了解的情况，你的不少作品已经被译成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等语种，在国际文坛也有了较大的影响，能不能请你谈一下你的作品目前在国外的译介情况？。

毕飞宇：就我所知道的范围来看，整体而言，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影响力还很有限，比较下来，莫言和余华就显得很突出，我不如他们，这不是我谦虚，事实就是这样到目前为止，法国，或者说法语是我的第一站，我的作品都是从法语开始的，然后慢慢地向四周发散，一些小语种因为缺少汉语人才，直接就从法语转译过去了，西班牙语和土耳其语的版本都是这样。

波兰和挪威这样的国家选择的是英语转译到现在为止，我在法国出了六本书，《雨天的棉花糖》《青衣》《玉米》《上海往事》《平原》《推拿》，法语译本是最多的，其他的语种多少不一语种大概有二十来个高方：我们都知道，一个好的作家，要是能遇到一个好的翻译家，是他的幸运。

目前法国文学界对你的作品相当感兴趣，我认识的许多汉学家都很关注你能否请你谈谈你和翻译家之间的交流情况？有误会吗？有冲突吗？你对他们的工作有什么建议吗？毕飞宇：十多年前，许钧教授对我说过一句话：“一个好作家遇上一个好翻译，几乎就是一场艳遇。

”在我看来，关于翻译，这句话几乎就是经典语句我在许多场合引用过许教授的话，当然也惹过麻烦有一个记者悄悄问我：“毕老师，你也和女翻译有过艳遇吗？”——这让我说什么才好呢你看看，不要说外语，就是汉语的内部，我们在“翻译”“艳遇”这个词条的时候差别是多么巨大。

有人看到了内心的契合，有人却看到了两性关系生活可爱得很呢一般说来，作家和翻译家通常来自不同的国家，也就是说，不同的文明亨廷顿写过一本书，叫《文明的冲突》，当然了，亨廷顿谈的是别的事情，此处不表但是，文明与文明的对话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

翻译要处理的正是文明与文明的关系这是翻译的责任与义务，也是翻译的价值与意义误会不可避免就说《青衣》，在汉语之外，几乎找不到一个和“青衣”相对应的概念在汉语里，青衣起码包含了这样几个隐含的密码：女性，已婚（一般说来），端庄，优雅，悲情，痛感。

戴安娜王妃完全符合这几个条件，可是，戴安娜王妃是青衣么？不可能是离开了中国和京戏，青衣是没法谈的青衣是人物，同时也不是人物，它还包含了服装、旋律、表演程式、腔调对汉语之外的世界来说，这是一组神秘莫测的东西，语言学望尘莫及。

但是，一个外国人如果读过《青衣》，了解了筱艳秋这么一个人，她的气质，她的人际，她的性格逻辑和非逻辑，回过头来再谈青衣，一切将会变得感性在文学面前，感性是重要的，在感性能量的鼓动下，想象就有了翅膀，起码知道往哪里飞。

所以，误会和冲突就变得特别有意义，它们将诱发想象，最终能促成理解我始终认为，只有艺术、艺术想象可以抵达文明的神秘地带，彼和此都是这样编辑：袁琭璐责任编辑：朱自奋